Book review书评 。 《重塑译者，作为重塑者的译者（劳特利奇翻译学研究进阶书系，第77卷）》 纽约和阿宾登： 劳特利奇出版社， 2023。 xiv，304 页
自贝克（Baker，2006Baker, Mona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Abingdon: Routledge.，2007 2007 Reframing Conflict in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edited by Myriam Salama-Carr, special issue of Social Semiotics 17 (2): 151–169.）在其论述翻译与冲突的研究中采用（重）构概念[the concept of (re)framing]以来，对构建概念及其理论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见解：翻译作为一种不断动态生成的过程，充满建构、调适和协商等多层次的复杂活动。由 Dominique Faria、Marta Pacheco Pinto 和 Joana Moura 主编的《重塑译者，作为重塑者的译者》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启人深思，它对翻译的新变力量提供了一种开创性的视角，并深入探讨了作为重塑者的译者之多面角色。此书挑战了将翻译仅仅视为意义传递的传统观念，将译者定位为在重塑文化、语言和社会现实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积极推动者。
本卷由多名领军专家撰写，主体分为四个部分，前有导论，后附索引。通过对案例研究、理论框架和跨学科见解的严谨分析，本卷为重新定义译者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的角色和意义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些特点使它在诸多出版物中鹤立鸡群，非同凡响。在翻译研究领域，有几部类似著作也涉及重塑问题，毫无疑问，其中最系统、全面详实的是Almanna和Martínez Sierra (2020)Almanna, Ali, and Juan José Martínez Sierra eds. 2020 Reframing Realities through Translation (New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32). Oxford: Peter Lang.的著作。然而，本卷同后者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差异。
首先，本卷特别关注译者作为重塑者的角色，探讨译者如何积极重塑文本并影响其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与认知。其次，它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批判性地讨论了既存的翻译理论与框架。再次，本卷强调译者的中介身份，倡导提高社会对译者的认可与理解。尤其凸显的是译者的跨文化媒介身份对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挑战霸权话语的作用。最后，本卷对案例研究、理论框架与跨学科见解提供了全面完整的分析，并从协同、创造力、副文本和性别等方面对重塑概念及理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审思。
一言以蔽之，本卷主要探讨了译者在重塑文化与语言现实中的中介作用，而 Almanna 和 Martínez Sierra（2020）Almanna, Ali, and Juan José Martínez Sierra eds. 2020 Reframing Realities through Translation (New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32). Oxford: Peter Lang.则侧重于分析翻译在重塑社会与文化语境方面的广泛影响。在本卷的封面扉页，编者的话赫然映入眼帘，他们一语中的地指明，本卷“汇集了跨学科视角的诸观点，透过中介者来看待翻译”。导论部分为全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面而均衡地概述了正文内容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与方法论。本卷将故事讲述中的重塑和翻译过程中的重塑平行并置，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如同《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为故事不断设计悬念的讲述方式一样，有效地为更深入的探讨做了铺垫。读者既感到好奇，又心驰神往于深入钻研翻译的奇幻世界，渴望体验翻译重塑世界的美妙。
第一部分，“重塑协同”(“Reframing Collaboration”)（第一至三章）， 这一部分阐明了翻译的协同特性，深入探讨了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并采用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11.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档案研究法，指使用因非学术目的而得到的资料来检验假设或探讨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档案材料包括报纸的报导、政策或团体的记录、书籍、杂志、个人信件、讲演稿等。与文本发生学（genetic criticism）22.文本发生学（genetic criticism）：文本发生学是研究者从作者笔记、记录、便条、短笺、往来信函、批注、计划、方案、草稿、誊清的稿子等繁杂的前文本重建作品写作过程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其研究方法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的方法揭示了翻译决策过程的复杂性。第一章为Patrick Hersant对一名作家兼译者John Rodker（同时，他也是一名出版商）的案例研究。通过对书信往来和现存手稿进行档案研究，以确定影响译者表现的因素。第二章，Ariadne Nunes 和Marta Pacheco Pinto分析了Ling Ling作为其故事作者与译者的重塑过程，审视了重塑过程背后的协同改写活动，“开显出形塑改写事件的实质性与创造性”（36）。第三章，Rúbia Nara de Souza采用了文本发生学的方法考查基于自译（self-translation）33.自译（self-translation）：在自译的情况下，与标准翻译不同，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是同一个人。这种作者兼译者的身份 (author-cum-translator persona) 往往被认为会对自译的过程和作品产生影响。的诗歌《香颂曲》（“Chanson”）的协同翻译过程，显示出诗人创造过程中作者兼译者角色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重塑创造力”（“Reframing Creativity”）(第四至七章)，这一部分的开篇(第四章）为Margarida Vale de Gato对重塑文学翻译训练的分析，其研究主要涵盖于翻译研究四次重要转向的范畴内。她主张在文学翻译课程方案的设计中，融入创意写作与协同式、多语种的教学方法。第五章，Ariadne Nunes和 José Pedro Sousa细读了西班牙短篇笑剧《幕间喜剧》（entremez）的葡萄牙语译本，探讨了其表演、讽刺与翻译以外的政治观点的重塑，开显了戏剧翻译的多层次过程。第六章，Vanessa Montesi通过分析置于一组重塑绘画布景中的舞蹈表演《匹特曼》（Pitman，这个单词也有煤矿工人的意思）讨论了媒介间的翻译。而后，她对记忆的重要性展开了分析，揭示出目标语文化与译者重塑记忆的多种方式，与此同时，目标语文化与译者也被大量的副文本44.副文本（paratext）：副文本指的是围绕在作品周围，强化作品，并确保它以某种形式得以呈现、接受和消费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伴随形式。副文本可以分为内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内文本指封面、标题页、作者姓名、副标题、题词、前言、序言、注释、跋、后记等；外文本包括采访、日记、访谈、书信、出版社的广告、海报等。副文本和正文本一起构成完整的作品。在翻译研究领域，副文本概念和视角的引入能拓展翻译理论阐释空间，给翻译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翻译史、文学翻译、视听翻译、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等提供广泛的话题和研究方法。讯息（paratextual materials）重塑。第七章，Marisa Mourinha调研了Antonio Lobo Antune写作的长篇小说《船》（As Naus，1988）英语译本与意大利语译本的文学力量与格调品味，揭示出：重塑性副文本（诸如脚注或词汇表等）的缺失会影响目标语受众的认知。
第三部分，“重塑副文本”（“Reframing Paratexts”）（第八至十章），这一部分揭示了：1. 文本以外的元素[诸如导入语、脚注和封面设计（cover art）55.封面设计（cover art）: 指用于书籍、电影、音乐等作品封面的图形艺术设计 , 通过图形可以揭示表达图书的主题和中心思想，旨在吸引观众或读者的注意力，展示作品的特色和风格。它通常包括艺术设计、图像、标题和作者等信息。其目的是通过视觉效果来吸引目标受众，让他们对作品产生兴趣。]如何重塑文本的接受；2. 形成一部译作的多重中间因素与视角[通过分析档案材料与副文本]。其开篇（第八章）为Kalliopi Pasmatzi对翻译《埃莱尼》（Eleni）的内文本（peritextual）和外文本 (epitextual) 诸元素的讨论66.内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参见注解4. 副文本（paratext）。。她辨析了译者惯习（translatorial habitus）77.译者惯习（translatorial habitus）是在先前社会实践中通过教育和培训习得的性情倾向系统，是个体早先社会体验对人的性格的结构化。这些倾向性特征是相关个体在未来社会实践中形成感知和做出判断的基础。与翻译中介（translational agency）的概念差异，从而提出了翻译中介由中介中心（即翻译过程中的策略、决定与行为）向产出中心（即根据有效性、可读性以及是否成功传达源文本的意图与讯息而评价翻译的最终结果）的转向。第九章，Dominique Faria进行了基于语料库的调研，研究对象为21世纪葡萄牙文学作品的译者序言，研究揭示了作为自我重塑者的译者如何形塑自己的形象，而成为葡萄牙译者形象的重塑者。第十章，Emilio Amideo对苏格兰诗人Jackie Kay展开了研究，其研究焦点在于这位诗人多重流动身份的“位移”（translocation），特别是其流动身份的重塑，主要体现在对其诗集《领养手续》（The Adoption Papers）与《同伴》（Fiere）中诗歌的意大利语译本副文本元素的分析之中。
第四部分（本卷的最后部分），“重塑性别”（“Reframing Gender”）（第十一至十四章）。Eleonora Federici写作的第十一章开篇调研了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基于翻译的非洲经历与非裔散居体验，并分析了它们是如何译介给意大利语读者的。第十二章，Luisa Marino讨论了调适跨文化性别叙事的重塑策略，具体体现为Lola Shoneyin的《巴巴·塞吉妻子们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ves of Baba Segi’s Wives）面向意大利文学界与图书市场的译介。第十三章，Alexandra Lopes分析了Charlotte Brontë的《简·爱》（Jane Eyre）在葡萄牙出版的译本，认为重塑行为是“小说重新面世的前提”（277）。第十四章，Anita Kłos论述了Annie Vivanti的《喀耳刻》（Circe）译本中女性声音的重塑，展现了重塑在文学文本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功效。最后这一部分针对女作家的代表性和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呈现了颇具洞见的研究，并通过分析副文本与形塑策略，对翻译会如何影响性别视角，提供了一种引人深思的探讨。
通观全卷，撰稿人凭借来自文学、电影与媒体的广泛案例研究来诠释翻译的新变潜能。这些例子之所以珍贵，在于它们有效说明了译者如何驾驭文化语境、权力机制与微妙语言的复杂相互作用。通过案例分析，作者阐明了翻译行为所固有的伦理与社会政治内涵，并凸显了译者作为文化中介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此卷的优点如下。首先是它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丰富了我们对翻译的理解，提供了颇具思想深度的洞见。通过融汇来自文学、舞蹈设计、比较研究、社会学、女性主义以及其他学科的见解，作者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翻译分析，将翻译呈现为一种需考虑多方面因素、依赖于语境的过程，由此提出了一种翻译整体观：将翻译视为文化、认知与社会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这种跨学科的透视开显出译者协商与形塑意义的复杂方式，凸显了语言、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复杂关联，这将引导读者视翻译为一种超越语言的活动，并意识到其更宽泛的社会与文化内涵。
此外，本卷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范本与概念，以拓展我们对翻译的理解。贯穿全卷的核心概念为“重塑”，这一概念质疑与挑战了传统的语言对等概念的有效性，同时，这种说法与“创造性的背叛”的观点相契合，“重塑”也是将“创造性的背叛”纳入翻译过程的整体。通过重塑文本，译者不仅传递意涵，而且重新设定文化意涵，挑战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重塑方法有助于积极建设对翻译本质的讨论，这一讨论从过去一直持续到当前，它引导读者对译者作为新变中介的角色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这种批判性分析启迪学者与专业人员重新思考翻译的概念，激发该专业领域萌生新视角与新方法。
本卷的社会学与伦理学贡献也值得称道。通过凸显译者作为中介与文化中间人的角色，诸位编辑与撰稿人强调了他们弥合差距、挑战陈规与促进文化间对话的潜能。这种对翻译角色的社会政治学维度的阐释契合了当前重视多元文化主义与多样性的全球趋势，再次确证了译者的重要地位：他们穿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促进相互间的理解，培养与提升同理心。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提出一些小小的批评意见。虽然此书成功地提出了一种翻译范式转移的视角，但尚存亟待改进之处，即尚未对具体案例提供更为深入的分析。尽管书中的例子引人入胜，说理清晰，但更详尽的分析应着墨于特定的翻译过程与翻译面临的挑战，这将增强此书的实用性。此外，几乎所有作者都来自于西方国家，所有案例研究都仅涉及西方语言，比如英语、意大利语以及葡萄牙语。遗憾的是，东方学者的研究处于缺席状态，而东方国家有悠久的翻译史（比如中国）。
瑕不掩瑜，不可否认，《重塑译者，作为重塑者的译者》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部杰作。该书以范式转移的视角、跨学科的方法以及认真细致的案例分析，对传统翻译观提出了挑战，形塑了译者形象：将译者作为重塑文化、语言与社会现实的积极推动者。作者鼓励读者对翻译理论与框架进行批判性重审，从而反思翻译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中的新变潜能。对于有兴趣研究翻译的复杂机制的学者、研究人员与专业人员而言，这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必读读物，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在文化理解与对话中的促进作用。
(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