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Esperança Bielsa. 《翻译社会学：跨学科视角下的政治与社会》，阿宾登/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A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x, 175页
随着全球化与人口流动的加速，跨语言交流与跨文化接触也前所未有地频繁。尤其是在当今数字时代，技术与媒介迅猛发展，极大地拓展了跨国界与跨文化沟通的方式，也深刻重塑了人们的交流模式。这些重大发展与变革对口笔译工作提出了更多且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协作行为（Bassnett 2014Bassnett, Susan 2014 Translation. Abingdon: Routledge., 145），翻译在国际与跨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自翻译研究出现“社会学转向”以来，学者们已基于社会学理论对翻译的社会实践特征做了深入探讨（Wolf & Fukari 2007Wolf, Michaela,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2007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然而，社会学者对翻译的关注仍相对较少。这种不对称性反映了翻译在社会学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边缘地位。鉴于作者所称的这种“关注缺失”（46, 59），她在本书中创新性地提出了“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al sociology）的概念，以凸显翻译在塑造“社会现实和社会学知识”（59）方面的重要意义。本书勾勒出“一种以考察翻译在社会中的关键角色为要义的社会学框架”（1），既展现出广阔的社会视野和丰富的社会学洞见，又对翻译概念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重塑，值得大力推荐。
在引言中，Bielsa坦言其学术思想深受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影响，这是她长期致力于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结果。她继承本雅明的翻译非工具论，提出“扩展性的定义：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越语言边界的社会关系，更是一种动态的、能够改变译者及其翻译对象的交互过程”（iv）。Bielsa反思将翻译简化为词汇替换的狭隘观点，以凸显翻译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深远影响。同时，她还对忽视语言维度的隐喻化翻译概念使用进行了批判。从这样的本体论视角出发，Bielsa深入解析翻译社会学，以重新审视“通过翻译获得的社会学知识”，并凸显翻译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弥合语言差异”的核心作用（1）。
在第一部分，Bielsa批判性地审视了翻译与社会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翻译如何为社会学提供思想启示。其中的第一章聚焦翻译与身份认同。Bielsa首先系统梳理了身份认同的理论基础，包括其历史演变与社会学价值，然后将之与翻译概念并置分析，提出翻译政治可以作为“一种现实可行的身份政治替代概念”，是“理解和处理特殊性的另一种途径”（26）。第二章关注翻译的中介作用与重构力量，讨论翻译视为“重构”（transformation）或“变形”（metamorphosis）如何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Bielsa还深度剖析了“变形”这一概念如何挑战我们对翻译本质和翻译工作的理解。第三章首先分析社会学界普遍忽视翻译的现象，进而探讨翻译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塑造社会现实和社会学研究”（58）。
第二部分通过引入一些关键的社会性概念（如世界主义、多语言主义、民主）以及对人文社科领域“翻译转向”的反思，推动翻译与政治议题研究的拓展。其中第四章强调“在世界主义框架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机制，其作用不仅限于语言转换，更涉及文化互识与价值重构”（68），在此基础上，一种翻译政治得以形成，而这又将推动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更紧密的跨学科合作。第五章聚焦翻译民主，主张“翻译可以作为世界主义民主的手段”（89），其原因在于翻译是“体验异域感”的过程，能帮助人们认识他者的陌生性（86）。第六章探讨翻译与译者角色的政治化，提出了两种替代性的翻译方法来实现前几章中的理论主张：其一是同化性翻译，一种基于标准化解决方案来处理语言差异的实践方法，其目标是通过适应目标语言文化规范来实现跨语言沟通（105）；其二是反思性翻译，一种批判性的翻译实践，它拒绝接受翻译作为单一声音传递的传统观念，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多声部对话与动态重构机制（106）。
第三部分围绕翻译和体验展开，重点讨论了现代性、陌生感和归乡这三个关键概念。在第七章中，Bielsa通过深入分析本雅明对波德莱尔（Baudelaire）作品的翻译与阐释，以揭示翻译活动与现代性思想的相互作用，从而挑战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边界。第八章首先回顾了“具有世界主义特质的陌生人”（cosmopolitan strangers）的基本特征以及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由此讨论翻译在弥合语言文化隔阂方面的中介作用。第九章中，Bielsa结合前面的理论阐述，对自己十年间“学术流动与迁移”（152）经历中的归乡体验进行了自我反思。
在结语部分，Bielsa聚焦“反思”这一核心概念，强烈呼吁人文社科学者采用反思性翻译方法，以实现学术研究的深度转型。总体而言，本书展现了翻译作为一种中介机制，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建立联系，并通过重构权力关系影响社会与文化认知的形成，凸显出翻译在全球化时代和学术生产中愈发重要的意义。本书作为融合翻译学与社会学的创新性探索，在以下三个方面尤为值得借鉴：
其一，本书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呈现出高度的跨学科性。翻译学自创立以来就以广泛借鉴其它学科为基本特征，本书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翻译学对社会学的贡献。因此，其书名为“翻译社会学”（而非社会翻译学）。作者不仅系统探讨翻译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也展现了翻译学为社会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框架的可能性。此外，作者还提出“只有翻译社会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性社会学”（165）。这呼应了一些其他翻译学者的观点，即“如今轮到翻译研究去撼动其它学科的边界了”（D’hulst & Gambier 2018D’hulst, Lieven, and Yves Gambier eds. 2018 A History of Modern Translation Knowledge: Sources, Concepts, Effec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55）。在此意义上，Bielsa为翻译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范本，不仅展现了翻译学对社会学知识的重构潜力，还通过其提出的“翻译社会学”框架拓展了与其它学科（如政策研究、人权研究）融合的可能性。
其二，本书极具宏观视野，作者将翻译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和社会背景，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揭示了翻译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相关性。正如Cronin（2003）Cronin, Michael 2003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bingdon: Routledge.所言，全球化离不开翻译，Bielsa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动态发展的视野下，实现了从国内语境到跨国领域，从全球视野到世界主义框架，从单语体系到多语实践的范式转换。在此过程中，翻译的塑造、重构和中介作用从未如此重要和广泛。用Bielsa的话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作为一种关键的社会关系，不仅促进了跨国信息流通，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的重塑与文化的融合”（45）。Bachmann-Medick（2009Bachmann-Medick, Doris 2009 “Introduction: The Translational Turn.” Translation Studies 2(1): 2-16., 7）也指出，翻译绝非简单的双语桥梁，而是“一种复杂的、兼具社会性和关联性的[概念]”，始终对双向互动重构保持开放态度。此外，Bielsa的研究远超社会学范畴，她还展示了翻译如何助力政策研究、人权研究、国际关系等领域中一些关键问题（如移民、民主、语言政策等）讨论。Bielsa的跨学科研究探索，证实了翻译在社会学知识生产、传播与构建中的关键作用，从而提升了翻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其三，本书还通过引入一些较少受关注的跨学科概念，成功拓展了翻译学的概念框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Bielsa提出一种创新的本体论视角，主张翻译应被视为一种跨越语言边界，重塑社会关系的动态互动形式，并强调译者是文本生产者。同时，她提出的反思性和同化性的翻译方法，补充了翻译研究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议题。此外，本书采用跨学科方法，探讨了翻译研究中诸多此前未充分发展的概念（如世界主义、多语言主义等）和边缘化议题（如社会学家的学术著作自译、翻译作为民主媒介等），积极响应了翻译研究“向外转向”的呼吁（Bassnett & Johnston 2019Bassnett, Susan, and David Johnston 2019 “The Outward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Outward Turn, edited by Susan Bassnett and David Johnston, special issue of The Translator 25(3): 181-188.）。另外，Bielsa还阐释了翻译如何以多种方式支撑社会学知识生产、传播与构建，挑战了传统学术体系中将翻译视为辅助性语言实践的观点，揭示了翻译在知识生产中的核心作用。Bielsa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我们和其它领域学者重新认识和评估翻译学科。
尽管本书在多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和启发意义，但其主题连贯性和学科关联性等方面仍有不足，这可能会影响其可读性。例如，本书的三个部分均未设置引言或结语，部分读者可能难以精准把握全书的逻辑框架。这一问题或许可归因于书中第 1、3、5、7、8 章都是基于作者已有论文的改写，彼此之间缺乏明确关联。对于一部基于社会学且术语庞杂的理论著作而言，这样的问题并不罕见，但对于翻译研究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阅读挑战。
尽管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了“翻译社会学”的概念，但有时读起来像是几个独立主题研究的汇编，而非对这一新颖概念的连贯探讨，其对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等关键问题的阐述也不够充分。此外，本书主张以翻译视角审视社会学，但缺乏对翻译学界相关历史背景与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尤其是未提及几位已做出相关研究贡献的学者。因此，本书的部分内容缺乏对现状的全面综述，若能与翻译学者的观点展开更多对话，论述将会更为完善。
综上所言，本书试图在世界主义和多语言主义背景下阐明翻译研究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并以翻译为一种分析性的立场，推动翻译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合作。笔者认为，Bielsa所提出的“翻译社会学”有望丰富翻译研究的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并超越学科边界，扩展方法论视野。本书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推动翻译研究更积极地参与跨学科干预，使其提升为一种社会、政治与文化力量，可能影响世界层面的反思与转型。在此意义上，Bielsa实现了Snell-Hornby（2009Snell-Hornby, Mary 2009 “What’s in a Turn? On Fits, Starts and Writings in Recent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al Turn, edited by Michaela Wolf and Kate Sturge, special issu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1): 41-51., 50）所言的“真正革命性的‘翻译转向’”。因此，本书不仅为翻译学界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也为整个人文社科领域提供了一种相关的元反思参照，对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民主研究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者而言，尤为如此。